温州减排顶风上演断电风暴 开工1天停电4天

　　本报记者 庄庆鸿 实习生 李运猛

　　今年是十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。邻近岁末，为了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，全国多处陆续上演政府强行拉闸断电以求节能的闹剧。最新的演出在浙江省温州市，全国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。从8月中旬开始，温州地区的很多企业无奈地进入一种奇怪的生产节奏：每开1天工，就必须停电两天至4天不等。

　　“‘停10开5’！也就是说，一个月只供10天电，这叫我们怎么活？”温州市瓯海区的小企业主吴灵（化名）有点绝望，“平时不作为，临时抱佛脚，真可恨。”

　　“一切损失由企业自负”

　　“为完成节能目标，个别地区采取‘一刀切’的简单做法，对生产企业轮流停电，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。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9月7日下发通知，指出这种做法违背了节能减排的初衷，必须立即予以纠正。

　　9月19日，国家发改委又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节能减排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，更是明确要求各地纠正短期断电行为。通知要求各地正确处理节能减排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系，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关键要靠工作和机制，不能靠短期的“突击行动”，不能简单拉闸限电。

　　但是，“断电风暴”仍在继续。

　　“根据瓯海区有序用电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对部分工矿企业实施有序用电的通告》规定，你单位必须参加有序用电。否则，后果自负。”

　　在离温州市区较近的瓯海区，9月中旬，众多中小企业主都接到了这样一纸通知。根据通知，红线被画在了年产值500万元。该区年产值在500万元以下的工矿企业，从2010年9月16日起，实施“停电10天开工5天”，同时，全天24小时禁止自备柴油发电。

　　“9月21日早上接到电业局电话，警告我再用电，就给我拉闸了，郁闷。”小企业主吴灵说。

　　“至少给我们个缓冲期吧，单子已经接啦，不能按时完成就是失信，政府不是一直在强调‘诚信’吗？现在又是谁逼着我们不诚信啊？”

　　但吴灵很快发现，比起邻近永嘉县的小企业主，自己甚至已经算是幸运的了。

　　永嘉县的《2010第二期节能降耗有序用电方案》开篇就明确写道：“2010年分配我县全社会用电量限额185389万千瓦时，我县9月~12月每月平均用电量只有1.36亿千瓦时左右，用电控制任务非常艰巨。”

　　该方案中详细将企业分成了9类，除了无证违规企业，最重的是“对第一期节能降耗未执行企业连续停止供电至9月30日”，最轻的是“1月~8月份重点用能单位的单位产值能耗下降率在15%以下的规上企业（即规模以上企业——编者注），停电3天供电1天”。

　　方案还详细设定了处罚条款：首次违反，延长停电5天；再次不整改则延长停电10天，停电时间9月不能执行完毕的顺延到下月，“一切损失由企业自负”。

　　这份9月15日至9月30日的短期强行措施，已使得众多“停4用1”的企业主在网上呼救：“永嘉企业已经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！”

　　谁最受伤

　　根据温州市统计局2009年的数据，2009年，温州市个体工业户实际总产值1157.61亿元，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1.5%。

　　此次断电将对今年温州市这部分的工业产值造成重大影响。

　　温州市现有26544家私营企业、2961家股份合作制企业、207家股份有限公司，而个体工业户高达114163家。它们基本分布在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、皮革毛皮羽毛（绒）及其制品业、塑料制品业、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、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、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、金属制品业、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等行业。

　　“在温州，现在的生产链最底部的工厂企业绝大部分都是年产值低于500万元的。断电通知一下来，这些处于生产链底层的工厂企业大量停工、延期甚至关闭，一直到生产链的顶端，全部要受到影响。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个体户说。

　　温州市所属瑞安市一家企业的总经办工作人员陈力（化名），上个月给所有的客户紧急送出了一封信，来解释他们为什么必须突然要涨价20%，否则只能“不接活了”：“根据《瑞安市节能降耗有序用电执行通知书》，从2010年8月23日起至12月31日24时止，对我公司进行停30天供10天或停15天供5天的方式，实施有序用电措施。经我公司向工业区管委会要求，先暂时许可自行发电生产，因此增加了20%发电成本。”

　　“太突然了，订单都完不成！”陈力疲惫地抓着头发说，“我们一直在拼命给客户解释，但他们都说不可理解，不能想象怎么会有这样的停电方式……”

　　比企业经营者还要着急上火的是工人。

　　在温州某网络论坛上，一个农民工的帖子引人注目。

　　“政府出台新的工作表，限我们停10天做5天。希望政府关注我们民工的生存问题！我们每月起早贪黑，忙碌工作，挣来的钱付了房租、付了基本生活费，已经所剩无几，只能不停工作才能维持生计。现在新的工作表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，一个月休息20天，工作10天，我们是民工，如果这样安排，我们没法过最基本的生活。我们只想用自己的汗水养活自己。现在汗水都无处可流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

　　陈力也认为，受到影响最大的不是企业，是工人。

　　“作为企业主，最多关门大吉，参加‘炒房团’好了。但是作为工人，损失却很大，温州绝大部分工厂实行的都是计件工资，即使没有关闭企业，但是因为电被掐掉了2/3的时间，工人最多只能拿到平常1/3的工资。你说这还让人活吗？”

　　为何总爱“临时抱佛脚”

　　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小企业主都纷纷表示，即使实行所谓的“有序用电”，搞“一刀切”，为什么不在早几个月前，哪怕早一个月，先发个通知提醒警告呢？

　　“这样就有充分时间去安排或准备，逐渐减单减产裁人，如果在限定时间内，达不到要求的，再采取强制措施，也是有理可依。怎么能今天送来了通知，明天就得立刻停掉？真的是紧急到容不得一点商量的余地吗？冒险开工，怕被断电罚款，小企业当场就得死；若不开工，按期交不了货，小企业等着折磨致死。”

　　这些怨言，政府并不是不知道。

　　“现在时间不多了，要是早点开始，现在也不用这么辛苦了。要是一周停两天，大家就都好接受一些了。”温州市瓯海区某街道负责节电减排工作的相关负责人坦率地说。

　　一项为期5年的节能减排工作，为什么好像到了最后几个月才被想起来似的？政府此前都做了些什么呢？

　　中国青年报记者查询到，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在2008年5月发布了《温州市全面推进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实施方案》。其中制定了总体目标——“到2010年，全市万元生产总值能耗由2005年的0.76吨标准煤下降到0.61吨标准煤，降低20%。到2010年，全市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节能减排政策支撑体系、监督管理体系和技术服务体系。”

　　这份实施方案与可以查阅到的全国其他省市的方案大同小异。方案提出“严格控制高耗能、高污染项目建设，加快淘汰落后产能，积极推进能源结构的调整优化，加强相关技术开发应用，建立和完善统计体系和监测体系，加大监督检查执法力度，完善节能和环保标准，完善落实促进节能减排的财政税收政策，鼓励相关金融服务，健全价格杠杆，加强政府机构节能和绿色采购”等具体举措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记者数了数，这些具体举措足足有数十条之多。

　　政府出台了很多节能减排的措施，为什么到现在还需要采用这样突然断电的办法呢？

　　中国青年报记者数日来一直在联系瓯海区有序用电领导小组办公室，但未果。记者致电温州市经贸委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处吴健玲处长，但其始终未接受记者采访。

　　上有禁令，下有怨言，中间又制定了细致的节能减排方案，那么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还在“临时抱佛脚”呢？

　　据记者了解，在十一五节能减排体系中，各级政府被要求“建立健全政府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和问责制”。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节能减排负总责，政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。

　　温州和全国大部分省市一样，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任务分解到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级有关部门和每一个重点单位，实行节能减排工作问责制和“一票否决”制。

　　近日据媒体报道，浙江省某市一位主管节能减排的官员说，他已被预警过了——市长告诉他，“如果我被摘帽子，下去之前一定会先把你给免了。”

　　专家建议加强过程考核

　　“‘强制断电’肯定是违背节能减排的初衷的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迎说，“这种行政干预只是一种短时的应急，它不是一种能够实现低碳经济的措施。”

　　陈迎分析认为，政府的处境首先缘自最初目标设定时并不十分科学，其次，对目标的分解也有问题。

　　“此外，中间发生了很多难以预料的特殊情况，比如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、汶川地震后恢复重建对水泥等高耗能产业的大量需求等，使得各地减排的潜力、难度都发生了变化。然而，我国节能减排目标和任务分解后，在实施过程中没有调整机制，缺乏灵活性。”他特别提到，“现在又以问责制和考核的形式要求各地方必须完成指标。所以就出现了‘临时抱佛脚’的现象。”

　　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段茂盛则认为，不能简单归咎于指标定得过高。“因为指标都是经过地方政府同意的，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协商的结果。”

　　他分析地方政府不得已采取拉闸限电这样的下下策，是因为地方政府完成指标有困难。而造成地方政府完成指标有困难的原因有两个方面：“首先，政府对自己的现实情况评估的不是很准确；第二，目标设定了以后，地方政府更要有一个长期的全局的规划，不能指望着最后一两年突击来完成。如果将五年目标在时间上分解，这样就不用靠最后的非常规手段来突击了。”

　　段茂盛认为应加强整个过程中的考核。“只确立一个五年的目标，容易导致政策前松后紧，可以定二或三年的指标，根据每年不同的情况相应作出调整。”

　　他还提出，应充分利用经济激励手段促进节能减排：“一方面，企业采用节能减排技术，政府给予补贴；另一方面，节能减排本身就能给企业带来收益。”

　　“十二五节能减排的目标肯定是要继续推进，而且是更有难度的。一些政策设计上的问题应该吸取教训，比如邀请企业和地方政府参与到决策过程中，这样才能真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。”陈迎说。